6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的文章。该文介绍，近期，考古工作者在扎陵湖北岸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一处37字秦代摩崖石刻题记。仝涛认为，这一黄河源石刻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现存于原址的刻石，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意义十分重大。文章发布后，引起网友热议的同时，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发表观点，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文学系教授及多位学者在公开平台表示了对这一发现的质疑，紫牛新闻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各方观点。 仝涛发布文章中称，青海省玛多县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区最大的两个淡水湖，近期考古工作者在扎陵湖北岸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一处37字秦代摩崖石刻题记。该石刻镌刻字体为典型的秦小篆，所刻内容为：“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士/采藥昆/陯翳以/廿六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一百五十/里。”大意为：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一些方士，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他们于该年三月己卯日到达此地（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到达此行的终点）。 文章中认为，石刻内容及其所在地理位置，解决了国人千古争讼的关于“昆仑”“河源”的精确地望问题，记录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遣使向昆仑山寻觅仙药的历史事实，补全了文献记载的缺失。当年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原内地使团之行，也实证了隋唐时期的“唐蕃古道”，在秦始皇时期已经打通了最为关键的环节。虽然是专业文章，但也引起了网友极大的兴趣，不少网友留言：“看了原文，作者可靠，报道内容可靠，致敬艰难跋涉寻找文化遗迹的考古人！” 公开资料显示，该文作者仝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藏工作队、印度河考古队的队长，2012-2015年曾主持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的发掘，入选2014年度国家文物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六大考古新发现”。2018-2019年主持发掘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再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六大考古新发现”。 此发现事关重大，引来了一些学者讨论和质疑。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发文表示：“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记者留言询问此事，辛教授发了一篇推文回复，推文中提到“清楚全面地表述我的看法，需要很长很长时间。”“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当然有所依据”；学者胡文辉从语文学角度提出，石刻中使用的“采药”一词，在现在看起来是古代的词汇，但实际上并不见于先秦乃至西汉的文献；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宗迪发文表示：“《史记》记载秦始皇26年灭六国，始议帝号，称皇帝。这块刻石称五大夫26年3月到达河源，元代都实奉命探河源，4月从临夏出发，经四个月方到达河源，以此类推秦人出发，最晚当在始皇25年的冬天或者秋天，此时嬴政还没有称皇帝号呢！远在黄河源的五大夫，是如何提前预见到秦始皇称皇帝的？秦代方士早不去晚不去，为何专门挑寒冬天气上路去河源采药？”紫牛新闻记者6月10日上午联系到刘教授，他表示其微博上的发言代表了他的观点。 对于网上的争议，紫牛新闻记者致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询问此事，工作人员表示研究员仝涛正在野外考察，暂时无法联系上。“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的事情他们有所耳闻，只是具体情况不清楚。不过工作人员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一般来说都是建立在长时间的科研基础上的，研究成果是系统性的，研究成果的细节一般会以论文形式发布于期刊。报纸版面比较局限，很有可能因为发表于报纸上的文章比较短小，而没有把很多系统的证据以及研究细节写清楚，但因目前没有联系上仝涛研究员本人，相关细节他不便多说。 记者搜索发现，2020年7月，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侯光良教授曾带领研究团队在黄河源区展开有关古人类活动遗迹的探寻和搜索，并且在著作《昆仑上下》中提到过这块石刻，还留有照片。 6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在其个人微博上转述了侯光良教授的说法——“2020年7月，我们把扎陵湖和鄂陵湖北岸全部跑完了，当时在扎陵湖北岸距离湖边大约几百米的凸起岩石上，岩石很大也很突兀，我就想看看有没有岩画，结果看到的东西，让我大吃一惊，直接是汉字，而且是篆体，我头一昏，这地方怎么能发现这东西呢？再仔细一看，上面有皇字，非常兴奋，连忙拍照记录，回来进行整理研究，并上报相关单位。有这么几点是共识，首先这是古代遗物，不存在伪造；其次这石刻是国家行为，并非个人之力所能完成，字体造诣深厚，非常规范，并有车行到达非常遥远难以到达的河源，而且伴随有奏乐，这架势，非国家不能完成。”侯光良教授表示，至于石刻年代，他偏向于元代或者清代，元代和清代国家实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河源地区成为管辖的一部分，皇帝或者派人绘制地图，或者派官员祭祀河神，中央政府有现实需要，再加之河源地区风蚀强盛，过于久远难于保存，“当时还发现了石棺葬，我在朋友圈儿里把这个发现石棺葬这个事儿说了，因为这个皇字石刻关系重大，没敢公开。” 紫牛新闻记者就此事发邮件询问侯光良教授，他回复：“因最近在野外考察，很多时候无信号，不方便通话，加之最近对石刻没有进一步研究，因此不想再接受采访。”韩建业教授则在其微博回应：“我觉得可以肯定的是，不管这石刻是秦代还是元代，都不是现在伪造的，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针对此事，记者致电青海文物局询问，对方表示听说过此事，但具体情况要问文保部门，并且走审批程序才能知悉。记者多次致电青海文保部门，均无人接听。此前，文物局一名工作人员回应媒体称：目前石刻是不是假的、是不是伪造的，都还没有经过专家的鉴定，都是他们学术专家学者在那边自己发表的一些文章，如果我们官方认定或组织专家鉴定了的话，我们会列到文物遗址遗迹里面，到目前还没有。 记者了解到，黄河源石刻的发现地点位于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畔，扎陵湖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境内，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头两个最大的高原湖泊，地处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腹地。此前网上传言，“该石刻是伪造的，为了旅游开发造了个石刻”，针对这一传言，记者致电玛多县人民政府询问，对方表示三江源保护区确实有禁止旅游开发的区域。记者进一步查询发现，该地区核心腹地，一般是禁止开发的。 记者搜索多处消息，发现不少网友对于石刻上秦始皇“廿六年己卯日”这个年份和日期颇有微词。记者采访了南京本地一位多年从事秦汉史研究的学者，询问石刻上的年份是否有什么特殊性？对方表示，根据他的研究，秦始皇二十六年三月确实没有己卯日，另外，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件刻有“廿六年诏”的陶权，陶腹部刻秦始皇二十六年为统一度量衡而颁发的诏令八行四十字：“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当年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刚刚统一六国统一度量衡，这个时间派人去求取仙药，有点蹊跷，这个可作为疑点。不过他也表示，因为他没有作具体研究，不能轻易下结论。 网上对于青海石刻真假形成了如此大的争议，对此有什么看法呢？这位专家表示：“学术研究遇到争议很正常，多位学者提出自己的质疑也都是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没有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都是为了让国家的考古研究更准确、更权威、更真实可信。”因此他会继续关注此事，也希望当地有关部门能够持续关注，“任何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都是许许多多学者前赴后继地研究形成的合力，前人错了，后人在前人一次次错误尝试的经验教训下，才能推翻重来，发现更新的东西。只有所有的研究人员都敢于质疑、不怕麻烦、不断求真，才能让科研更完善，才能补全所有历史的缺失。” 采访过程中，多位学者在自己学术领域表达了多角度观点，涉及考古学、文字学、历史学……记者联系采访时，好几位学者都因在野外考察而无法接受采访，还有多位学者表示，自己不在石刻发现现场，不能轻易下定论，仅能给出可供思考的思路和猜想。学者们跋涉千里考察的艰辛和严谨求真的态度让人钦佩。 事实上，不管最终鉴定的结果是确认了此次重大发现的成果，还是表示仍有瑕疵需要纠正偏颇。本质上，学者们都在用自己的努力为遥远的历史缝隙加上时代最有力的注脚。考古的结果不是一天两天的成绩，而是学术团队长年累月科研考察的成果，需经漫长的时间验证。岩石质地、雕刻痕迹、勘测数据、风化程度，这些都是研究者真实丈量的证据，史书资料、文学记载，都能成为最有力的佐证，更多维度的专业知识的汇集，能更完备地拼凑出历史最终的真相。 学术领域中，鼓励百家争鸣，真理也是越辩越明。昆仑石刻争议引起很大的舆论，也从另一个维度让这一重大发现破土出圈。学术界争论，各抒己见，各用所长；大众关心，多了解一些文学、史学知识，激发兴趣，持续谈论。当过去较为“冷门”的学术考古历程成为大众真正关心的话题，“博物馆热”“国学热”悄然而至。相信任何一个科研成果，经历多角度反复考据后，会成为大众火眼金睛下淬炼出的“真金”。从大众热议的“传播之文”蜕变为流传千古的“传世墨宝”，如此反复推敲，是必须的过程。
